信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

爸：我把自行车丢了，你们赔一辆新的给人家。我跟县里剧

团走了。不要找我。

云子好多天都不理我。我就像一条倍受冷落的丧家犬。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父母们这时候在村里的感情。父亲在我出走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头上的头发就全白了。母亲，也一下老去了不少。但我只是在船停靠在一个小镇时，往邮箱里简单地投了一封信。

年轻的金铁山化悲痛为力量。他埋着头在团里干杂活，背地里眼泪汪汪的，很伤感。他当时深爱的团里一个年轻女演员，因他不能唱戏而和他中断了关系。慢慢地，团里发现金铁山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很快他就从一个无关紧要的干杂活的位置提拔成剧务主任、行政主任，再后来又成了副团长。四十三岁的时候，老团长退休了，金铁山成了正团长。

如果说他是副团长的时候还同人说笑，到了正团长的时候，金铁山再也不肯笑了。不是他有了什么官架子，而实在是他感到自己的担子重多了，剧团一大家子几十号人，什么他都得操心。他心里那样烦啊，别人从他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同样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福。他老婆在文化局家属大院里，是个非常有名的泼妇。

我的这种死皮赖脸行为，终于把金团长气火了。他叫来后台两个搞道具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架我出去，并威胁说我要再这样，就打我一顿。他在心里把我当成了一个无事生非、故意滋事的农村小流氓。本来他是让那两个人吓唬我一下，可是他们就真打了，把我打得头上都出了血。我意识到自己流了血，就直直地躺在地上，半天也不起来。

金团长害怕了，叫人拉我。拉我也不起来。他问我到底要怎么样，我说我把自行车丢了，不能回去了。金团长说，那是你的事，你总不能要求我们赔你一辆自行车吧？要赔那也是剧场的事。我说我不是要你们赔，我就是想跟着。团长生气了，说，要跟你就跟着吧。

那个姓金的团长怎么也不让我随他们走，他对我的这种要求感到十分的惊讶。在他们这些年的演出过程中，从来就只有小姑娘跟着跑的。一些姑娘他们收留了，跟着学戏，有的居然还成了角，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着来的。

跟剧团走！心里刚开始冒出这样的念头，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坚定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或者说是非常的幼稚。但那时我就是那样想的。我想我是年轻人，剧团里什么活都能干。我不需要他们钱，但要他们收留我就行，甚至我一天只要吃一顿就够了。真的，当时我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非常简单。

团里不少演员对金团长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慢慢发现，金团长的心肠并不坏，至少对我表现得很宽容。在我的努力表现下，他已经习惯我在剧团的存在了。因为，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铁锹，你力气大，一会把那箱道具扛上来。”

在其他人的眼里，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傻小子。钱一文就很会欺生，他看出我好用，居然不停地支使我干这干那，有一回居然让我给他倒洗屁股水，——他像一个女人，天天晚上要洗屁股。钱一文是剧团里的男一号，四十来岁了，长了一张非常白净的脸，唇上看不出一丝胡须（有人暗地里笑称他是太监。后来他告诉我说，因为是演戏的缘故，年轻时就拔胡须，每天拔，终于拔得现在连一根也长不出来了。对他这样的话，我有些半信半疑）。这倒还罢了，最让人受不得的是他居然会打毛衣，剧团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坐在屋里打毛衣。一年到头，织不完的各式毛衣。他的手很巧，毛衣能织出各种花样，惹得一些女演员也向他学。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团里给了他一个外号，“二奶奶”。

“二奶奶”虽然娘娘腔，但除了团长，在团里他是最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但是，他的话一点力量也没有。相反，剧团里的人都对他这样的作派非常反感。特别是女人，经常嘲笑他。嘲笑他的理由似乎也很简单，就是他从来拿不出一文钱来请女演员们吃小吃。而别的男演员，包括团长，每到一处，必然会买上炸豆腐干、烤脆饼、云片糕、玉米花、糖炒粟子等等，请她们亲爱的小嘴品尝。女人似乎就是为了美味小吃而生的，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用小吃去收买女人的心，那么就真是地道的傻瓜。

周翠莲是“二奶奶”最恨的女人，因为周翠莲动不动就会暗里整治钱一文一次。周翠莲在团里也算得上是个中坚，她当年就是看了剧团演出跑来的，跑来的那年才十四岁。谁想她从小就爱唱戏，疯疯傻傻的，嗓音条件好，入团学唱了几年以后就能上台了。二十岁的时候她算是正式入了剧团，——剧团利用招员的机会，把她的户口转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到团里后先是喜欢上一个叫赵子龙的男演员。那个男演员有老婆，有孩子，可是周翠莲生就把人家给拆了。不过也有人说是赵子龙主动引诱了周翠莲，并使她怀了孕。本来接下来进行结婚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可不知怎么两人又闹起了意见。意见闹大了，赵子龙就经常打她，打得她在剧场里团团跑。两人成了地道的冤家。剧团报告了文化局。文化局的领导找赵子龙。赵子龙不肯承认错误。文化局后来就给赵子龙一个处分。受了处分的赵子龙后来就调走了。接下来的周翠莲就嫁给了一个机械厂的小科长。结婚的第三年，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两岁的时候，他们又离了婚。又过了两年，周翠莲有了个老伴，——他都五十岁了。谁也想不到她会找一个五十岁的老头。但周翠莲的嘴里满是老头的好处，“我男人疼我，惯我，经常给我买吃的。”“我多晚回去，他都等着我。大冬天，早早就把被窝焐得热热的。”“我男人给我买了一件一百多块的衣服！”等等。

尽管周翠莲和钱一文两人有矛盾，但他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把我当做了他们使的“小伙子”，动不动就支使我买这买那，还经常怪声怪气地叫我的名字，——铁锹哎，——铁锹嗳，——牛铁锹！

我忍受着，默默地干活。

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了村里。

最初在剧团的那些日子里，云子一直不理我，成天板着脸。她是个心气很高傲的姑娘。也难怪，由于她年轻，唱得好，从金团长到文化局的领导，都宠着她。她不理我，我不在乎。

一年后，我成了团里的临时工。在团里，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么说并不夸张，因为我肯干，肯学。我学上了二胡，而且写得一手好看的美术字（后来的日子里，团里演出海报都是我写。写了无数花花绿绿的海报，然后四处张贴）。我还无师自通，成了一个电工。金团长自然看出了我的能干。

活，虽然是临时的，但是我却开始每月领工资了。一个月三十块钱。这真让我感到高兴。我想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虽然还是一个农民，但是我却不需要依靠种地来获得报酬。由此，在团里，我更加卖力的干活。

云子在团里并不快乐。我看得出来，除了周翠莲外，另外几个女演员也都嫉妒她。云子年轻，漂亮，嗓子好，团里、局里都很看重她，把她视作一个“角”，将来必定会唱个大红大紫。我还看得出来，团里那个叫杨建广的小伙子在努力讨好她。杨建广同我有点像，都是瘦瘦精精的个子，大眼睛，只是皮肤比我更白，更干净。杨建广年龄同我相仿，可能比我稍大些，大也大不了几个月。杨建广的家就在县城，而且他的父母还是什么干部。因此，他在剧团里，就比别人多了一份优越感。说真的，我内心里很羡慕他。他的命运怎么就会那么好呢？

天长日久，我慢慢死了心。我看得出来，要想让云子喜欢我，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和杨建广是不能比的。我算个什么？一个农村来的小小临时工。

但是，我依然热爱着这个小小的剧团。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到二十人的剧团，但它却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正式股级单位。我没有什么奢望，只想着要是能在剧团干一辈子临时工，就是非常幸福的事了。对云子，我的表现还同过去一样，但只是不再梦想了。

那年的冬天，在运河边上的一个叫婺县的地方演出。首演的那天，在剧场里装布景，吊了几次都没有吊好。我急了，就爬了上去，刚把布景吊好就从上面摔了下来。那一下摔得我不轻，趴在舞台上我好半天也没能爬起来。我自己感觉内脏可能都摔破了。鼻血流了一脸。我摔下来之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从上面摔下来了，因为有人做了手脚，希望我从上面摔下来。做手脚的就是一个脸上长满了疙瘩的道具工。他对我越来越不满，仿佛我夺了他的彩。那天，他就在下面把我脚蹬上的扣给解了。事后，金团长问我怎么问事，我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但我感觉金团长全明白了。

剧团的经营状况不好，为了节约开支，一般演出结束后我们都是睡在舞台上面。大幕后面，一片漆黑。那个晚上，我像过去一样，睡在最靠外的位置。夜里的时候，我被什么弄醒了。朦胧中我感觉有一只小手拉住了我的手，用尖尖的指甲在我掌心里写字。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云子的手，手掌绵绵，手指纤长。横竖横竖折横点点横竖折横，撇点点捺点折横……反反复复，我心里认出那是两个字，“喜爱”。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紧紧地不放。这一切来得这样意外，让我感到格外的喜爱和紧张。躺在黑暗里，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心里更感觉，就在这黑暗之中，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全在别人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那个晚上，我们就那一样一直拉着手不放。她一下子表现得如此突然，让我幸福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想她也是紧张的，手心里沁出许多汗珠。

剧团里的人慢慢看出我们在恋爱。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隐蔽。每一次，我们都经历着心跳的感觉。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拉手的那个晚上，我们连对方的被角都没有去碰一下，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也就是彼此交换一下眼神，一个微笑，一个看似不经意地双手相触。不过，我们的心里却充满了甜蜜，创造和利用一切机会，去交换那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双手相触的机会。

演出的旅途中，就成了我们创造爱情的旅途。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单独在一起，也就只有当船行驶在运河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认真去想一下我们的未来。可是那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没有想得太多，内心里充塞着甜蜜的快乐。晚上，他们都在舱里，我会独自躺到舱外，听着水响。等别人都睡着了，云子就会偷偷地蹑手蹑脚溜出来，像一只小猫一样，躺到我的身边。夜幕漆黑，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两边的河岸向后滑动。身下，是哗哗的水响。运河两边的田野更是一片漆黑，偶尔经过一个村庄时，还看见一两点灯火，听到几声狗叫。黑暗中的运河，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伸向远方。

我要逃，远不止是因为自行车失窃，回去没法向父亲交待，更重要的是我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厌倦过去的生活。过去想摆脱那样的生活，然而我没有足够的借口，而这次，正好给了我一个充足了理由，——我在心里想象：没有了自行车，我就到绝路上去了。

剧团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和道具一起，都集中在一条船上。船沿着运河走，每到一个联系好的城镇就停下来，演出。在我第一天刚搭上船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理我。夜晚，我一个人躺在船的外面，看着满天的星星，心里特别的轻松。手上和身上被船浆打的伤痛全忘了。不管如何，我现在是搭上了这只船了，我可以和云子在一起了。

云子看我时的眼神是冷漠的。当他们把我扔到运河里的时候，她的眼神也是冷漠的。她不能理解我这样的行为。她在心里肯定也很看不起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农村出来到城里无事生非的小混混。我被他们扔到水里，差点就被淹死了。我不会水。金团长后来怕了，叫人把我捞上来，看我像死狗一样趴在船舱板上大口痛苦的吐水，问：“你还要不要再跟我们了？”我哭起来（没有出声，只是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流），但嘴里还说：“跟。”金团长叹了口气，说：“算了。”可那两个年轻男人还是不让我上船，他们说：“要跟你就跟吧。”他们恶作剧地在我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拴在船尾，这样我就像是一条被渔船猎杀的金枪鱼，被拖在后面。

我慢慢地越来越喜欢随剧团走南闯北。我爱戏文。更主要的，我还能经常看到云子。她不理我。我也不奢望什么，我想我只要能经常看到她就行了。每天能见她，心里就很满足。我想她是我在这个剧团里的第一个“熟人”。

金团长五十多岁，本名叫金铁山，是个大胖子，肚子永远就像一个怀了七、八个身身孕的妇女。每天他都把头发梳得油光水亮，齐齐地贴在脑顶上。左手的无名指第三关节上戴了一只金戒指，那是他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他很严肃，那张胖脸上很少有笑容。据说他过去不是这样，年轻的时候经常笑嘻嘻的，活泼好动，与年轻的女演员打情骂俏。想必他在年轻的时候挺讨剧团里妇女同志的喜欢，谁想三十五岁那年，他生了一场病，之后嗓子眼里又生了一块息肉，就再也不能上台咿咿呀呀地唱戏了。

不能演戏的金团长，自然痛苦得很。那时候他还不是团长，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热爱戏剧艺术的高调就不提了，单就不能演出这点来说，就很致命，——作为一个演员你要不能演出，就等于一个废物。

他们以为我不会当真的，可我就真的一直随着他们来到码头，跟着上了船。他们推我下去，可我双手扒着船帮，就是不松手。满手都是血。云子在那过程中，一直不说话，但我看到她一直在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我想要是一直那样咬下去，她会把嘴唇咬破的。

正是抱着这样简单的想法，使得我一直赖在剧场的后台，一遍遍地央求着金团长。我说我能干很多活，我会拉手风琴，会吹笛子（毫无疑问，我这种拉手风琴和吹笛子的水平都非常业余，也就是刚会把一支曲子拉得像个调调。金团长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自荐。问题还在于，一个演出古代戏的剧团里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乐手，如果是二胡和鼓手倒还能派上用场）。可任我说破天，他也不同意。

可是，我要逃到哪里去呢？

跟着剧团走！

我不回去了，我要逃！

在我的大脑里突然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当然成了天大的笑话。

下面是我的大名：牛铁锹。

在剧团里，我抢着干最重最累的活。那份辛苦，有时远比在家里干农田里的活要累，但我却毫无怨言。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我的努力不会白费。我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身上有的只是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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