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03年3月7日索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演讲发言

背景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度陶醉于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中。的确，美国的军事预算相当于排名紧随其后的约12个国家的军事预算总和，经济总量相当于紧随其后的三个国家之和。布什的第一届总统任期的主要政绩就是以单边主义和武力为特点，那么如此强大的美国是否就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呢？索罗斯显然并不认同。

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观念。7月23日竞争更要合作据现在主导着布什政府的极右派理论家们的看法，美国模式的成功来源于经济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对军事霸权的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两个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于一个共同的观念中——这一观念的内部一致却与现实或“开放社会”的原则不甚协调。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基于竞争求得生存而不是基于合作。在经济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公司之间；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竞争存在于国家之间。合作则显得没有必要，因为假设中的那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的共同利益也达到了。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即使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我很遗憾地指出，金融市场若只靠自身机制运转，并不会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均衡，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理论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但是现在这些理论存在并被广泛接受。

当然，布什主义没说得这么露骨，它的主旨隐藏在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中。作欺人之谈是必要的，因为布什政府的自由、民主的概念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和民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是布什政府却声称我们已经找到了终极真理。美国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道：“20世纪自由与集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并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国家成功的唯一可延续的模式：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这段话有两个错误之处：首先，并不存在着国家成功的唯一的可延续的模式；其次，我们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国，因为我们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国际资本体系中的支配性地位，而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地位。

——摘自2003年3月7日索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的演讲发言

作为国际着名的投资家，索罗斯也是一名标准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他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着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严重不协调。因此，索罗斯把在资本市场上挣到的钱，用于推行自己关于“开放社会”的政治主张，促进各个国家内部开放社会的发展。行动指南

再优秀的企业都不可能不犯错，危机的预防和处理是每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正视危机、未雨绸缪是企业进入良性发展态势的基础和保障。要知道，解决一次危机比预防一次危机需要付出更为高昂的成本。与其在危机爆发时充当“救火队长”，不如在对危机的预防方面做得更好。7月22日错误的“非此即彼”选择布什总统绝不容许“可证伪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也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是同我们作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HenryRumsfeld）斥责在伊拉克问题上与他有分歧的欧洲盟友，并对国际合作有着本能的反感，不管是和北约还是和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人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DavidAshcroft）则谴责《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者是在给敌人以援助和安慰。这些都是极端主义者的看法，“开放社会”的赞同者不会这样。也许是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觉得不太舒服。令我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公众对此都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跟“9·11”事件有很大关系。

在发展过程中忽视暗礁，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在任何时候企业领导者都应该保持高度的戒心。7月19日预防危机比处理危机更重要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海军遭受重创，但美国用了27个月重建海军力量，最后打败了日本。就全球而言，“9·11”事件使得我们更加重视处理非政治性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环境以及恐怖主义。而要处理这些问题，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对付得了的。只有建立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并且有健全的机构，才能消灭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个开放性的社会，必须包括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消灭危机。

“9·11”事件彻底粉碎了“美国坚不可摧”的神话，它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布什政府以建立“全球反恐怖联盟”为由，警告世界各国要么同美国站在一边，要么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边。这种要求国际社会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等于是利用多边外交来加强美国的单边主义。

美国的霸权主义让索罗斯反感，他认为“反恐战争”是对美国遭受攻击的错误反应。索罗斯抨击布什政府政策，并指出美国如此一意孤行，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行动指南

背景分析

但是问题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不是布什政府的政策或许错了，而是他们确实错了——我进一步说，他们注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布什政府中的主导派们认为，既然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最强有力者，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具有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权力。这种态度最先体现在2002年7月他在西点军校的总统演讲中，然后在2002年9月被“灌注”进国家安全战略。

——摘自2001年9月14日索罗斯在上海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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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善斗者死于阵，玩火者必。1994年，看到机会后，索罗斯开始攻击墨西哥市场。在短时间内，他使墨西哥的外汇储备荡然无存，国内股市崩溃，墨西哥比索也不得不放弃与美元的挂钩，实行自由浮动。比索贬值15%，令外资仓皇撤走，整个汇率制度在一天之内完全失守，在失去支撑后比索币值下降了25%，于是金融危机出现，而量子基金则在危机中收获巨额财富。这一被索罗斯称为完美的暴涨暴跌例证，成为他日后分析国际金融的标准范式。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显得很强大，但是并不表示它可以在这个时候忘记它变得强大的原因：很大的一部分投资来自于外国热钱。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行动指南

2001年，“9·11”事件在人们毫无准备下发生了。这是美国历史上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被称为是另一次“珍珠港”事件。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除了事件本身的直接损失之外，更重要的是事件影响了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使美元相对主流货币贬值，股市下跌，石油等战略物资价格一度上涨，同时还波及欧洲、亚洲等主流金融市场，引起了市场的连锁反应。不久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发起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9·11”事件后，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如何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索罗斯认为，强制手段往往会遭到抵制并引来仇恨情绪，美国不应该显得像一个以强欺弱的国家，美国尚未强大到这些问题仅靠单边行动就能保护它的人民的地步。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硬实力”，还有由文化、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合作等构成的“软实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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