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一番对比，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那就是人文在西方，自从它成为一种主义，已经近二百年。在西方，对于人文主义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直讲了二百多年，现在还在讲。也就是说，当美国人拍出《指环王》给全世界的孩子们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只从中看到了电子制作的

场面。而美国的家长说，我让孩子看电影，那部电影里有责任感。美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下一代人的责任感教育。他们的责任感往往是膨胀的。从前是解放、拯救美利坚，然后是拯救人类。他们一直在用美国式的英雄主义教育他们的青年。而这些在我们这里仅作为一部影片是看不到的。我们在1949年后是什么情况呢？索性再往前说，“五四”之后是什么情况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说关于人文主义的元素也是相当丰富的。有些先贤的话语至今依然是经典话语。但是五四运动有正反两个效果。正效果就是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思想理念直接引入中国，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激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而负效应就是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系列猛药。比如说我一直持否定态度的，那就是尼采。在“五四”时期，无论是康有为还是鲁迅先生，都曾经把尼采当作一个思想明星来介绍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我很认真地看过尼采的学说，我认为在尼采学说中最要命的一点是反人类，反众生，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所谓超人哲学。这样一本小册子后来成为德国士兵在二战时背包里的书毫不奇怪。当我们引进这样一些思想猛药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变成了排泄物。那种由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对自己数千年的文明提出全盘彻底否定的思想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五四以后我们民族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运动后的文化反思。这时大家开始寻找“扬弃”的准则。而就是这时期，我们国家经历了深重的民族灾难。那是由日本造成的。我们再考察日本这个民族。我和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谈到过，有些还是欧洲的学者，他们谈到日本时用崇拜之心看日本文化。他们说看他们的茶道、他们的插花、歌舞伎，我说你们也要看他们的武士道。插花、茶道、歌舞伎加起来，只不过是时尚和高级的民俗，根本不能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人文积淀。日本的近五百年文化中的人文思想相当一部分是从我们的文化中学去的。当然，我们也在近代从日本以迂回的方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日本

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不是由于人多，比这更多的场面我也坐在台上过。高兴的原因是我看到了这么多男生的面孔。男生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是稀有元素。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之间都会互相询问：有几个男生？我班上男生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个，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个。这是由我们大学的学科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坐在台上，心生悔意。原因有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学这个话题越来越是一个“小众”的话题，读书这个话题在中国也越来越是一个“边缘”的话题。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读书的人口最近几年的统计却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尤其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之后，在我这，文学的话题由于我的职责所要求，越来越变成一个专业性的话题。这就好比请演艺界的人士坐在台上，如果谈演艺以外的事情，谈初恋与失恋，谈逸事与绯闻，谈其他种种爱好、血型、星座，显然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但无论是搞音乐、美术，还是搞表演的，如果要他们把话题变成相当专业的话题，那有时是很沉重的。可是我越来越把文学作为很专业的问题来谈。所以我记得在上学期的时候，组织同学连续欣赏了一些电影。我班上的同学会说“老师，我不喜欢看这部电影”，或者“我不喜欢看那部电影”，当即遭到我的极严肃的批评。首先认为这不应该是中文学生说出来的话。其他专业的人可以这样说，大学校园以外的人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中文系的学生学的是欣赏、创作与评论，在中文系里是你必须看什么，学科要求你看什么，而不是你喜欢看什么。正因为这样，我记得二十六号上课时，我们的副院长找我有事，他在门口听了二十分钟，然后下课时对我说：“老师和老师讲课的风格真是不一样，我听了你课堂里那么安静。”那不是因为我讲课的水平很高，大家很投入，我看了全班五十多张同学的脸，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笑。这个有十三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大众是那么的需要笑。恐怕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笑肌是相当发达的，可是在大学里，有时候不仅仅要制造笑声和掌声，还需要激发思想本能。因此，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们是否感到压抑，是否我在心理上虐待了他们。所以更多时候，撇开我上课，我尽量不讲文学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身体太不好，二十四号在民族文化宫给北京的业余作者们谈文学，二十五号参加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常委会，二十六号从会上回到学校去上课。当然，我有足够的理由取消这堂课或者少准备一次课，但是，我想本学期刚开始，我不过才上了三堂课，第四堂课就调课或者取消，接着就是“十一”，那么我所讲的内容就全部中断了。尽管那天我身体也不好。回来二十七号再开会，昨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这个日子正是我的同行们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就没有和同行们一起去。基于这两种情况，我一路打的过来的时候，心里有一些后悔。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根本来不及进行文化重建和组合。我们在1949年之后作为国家的文化思想，体现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很主要的成分是宣传斗争的思想。我们也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讲讲了十七年。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二十七年在中国只不过有那么二十余部长篇小说而已。这其中又十之七八是革命历史题材。因此，我们几乎举不出多少部这二十七年中的当代文学的文本。关于农村题材，我们只有《艳阳天》、《山乡巨变》，关于工业题材，也只有《钢铁奔流》，当年只有一部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却没有自己的经典童话。给少年看的，也只能是《刘文学》。《刘文学》这部话剧是根据发生在四川的一件真事创作的。刘文学是农村的一名少先队员。他有一天晚上在公社的海椒地里发现了村里的老地主，已经七十岁了，在偷海椒。老地主只是偷摘了几只辣椒而已。刘文学说，你偷窃公社的海椒，我要把你扭送到公社去。老头向他求饶，希望他放过自己。他坚决不放过，因此惨剧就在海椒地里发生。少年被老地主扼死。然后少年成为英雄，排成话剧，在全国上演。我们的文化理念处于这样的状

的武士道才是他们的男人之道，而且是一种邪恶之道。我们一下子面临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而这个民族是没有人文主义文化背景的。因此就有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三年内战。

但为什么我又坐在这里了呢？由于下面的事情所导致的。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一次活动，关于全民读书活动。要由公众推选出优秀的书目，科技的、哲学类的、实用的，以及文学类的，还聘请了诸多的评委。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力先生也是我们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友，而且是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强烈要求我来做评委。我身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必须和副主任保持和谐的关系，所以我说没有问题。在委员会中，我认识了胡老师，胡老师听了我一番话之后，说：“你能不能到清华来给我们的同学谈一次？”评委和评委之间也要有和谐的双边关系，因此我就坐在这里了。因此给我的感受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果提倡和谐的话，就意味着首先得有一部分人必须做出双边的和谐表示。我在评委会上谈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讨论到要在人民大会堂对优秀的读者给予最隆重的颁奖。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同时征集公众的读书随想、评论。不计长短，如果有好的文章，我们评奖之后，也要予以奖励。我个人认为，读书活动首先在于调动公众来读书的热忱，而不是在于评出多少部优秀的书。促进读书的活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我还谈到，以我的眼来看，近当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历程是很值得反省的。在此之前，二十七号有关部门希望我参加一个海内外的华人艺术家活动，畅谈我们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当然这个活动是必要的，动机也绝对是良好的。我也确实想在这样的会上做发言。因为我有些话早就想说了。我对于我们国家近当代的文化形成的步骤是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我想以一种赤子之心，真诚地、谦恭地、低调地，尝试着能不能把我的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讲出来。但后来我看通知，主要是从正面来谈我们的凝聚力的，我就不去参加了。

主持人：有人说在清华办讲座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学生一直学业特别紧张，没有时间来听，我们主办讲座的老师也经常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今天。因为我们原来的讲座是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但这个学期因为其他一些活动，比如说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整，调到下午。下午的时间很多同学都有课，原来担心图书馆报告厅会坐不满，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表现出清华同学对人文精神的一种新的关注。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下面请梁先生做演讲。

读书与人生

梁晓声：（如果有同学带餐巾纸的话，希望贡献一两张，我没带手绢，

而且还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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