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样的信任令德内尔大为感激，但戴高乐把手稿都寄来了，那么他自己还怎么做修改呢？得快些回复才行。他抓紧时间研读了这份备忘录，为此通宵未眠。

次日他又召集军官们商讨一些他拿不准的问题，又根据自己在摩托化部队服役的经验，提出了一些针对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进陆军与空军的协同，着重强化机动部队的防空力量：

“整份备忘录我已完全拜读，并就部分章节与支持我的部下进行了商讨，我们对您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见解大为赞叹。由于我们对坦克，尤其是集中使用的上百规模的坦克的运用一无所知，因此无法对装甲部队那一章提出什么合理的建议，但在摩托化部队的建设方面，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看到这里，德内尔便明白了为何这次来信的信封会如此“充实”。他从中取出了那一摞信纸，愕然发现这居然不是打印件，而是戴高乐自己的手稿。

“但营级防空依然需要加强，因此我们建议尽快研制并列装一款便于重机枪高射的三脚架，相对于每营增加两门新高射炮所需的装备及其配套的人员、车辆而言，三十来个脚架不仅所需耗费更低，而且不占用额外的人力，最重要的是，其带来的防空效果也不比两门高射炮差太多。

一月份的时候戴高乐因公回了一趟巴黎，随后便将自己在巴黎的见闻写信告知了德内尔：

“我们的总理已经要垮了，本届政府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真是国难岁凶，内忧外患！

于是议员们对苏联的敌意就这样不断发酵，叫嚣着要“用大炮教苏联如何进行外交”。无论这些疯话如何甚嚣尘上，达拉第也只得充耳不闻，以免在德国之外再树强敌。

法德既然宣战，那么战争终将来临。

“他似乎根本不相信德国人会西进入侵我国，也不相信德国人会去进攻苏联，这样的看法令我感到讶异。我不是不知道这种看法在如今的巴黎非常常见，但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是相当令我意外。

“不过我没有心思去反驳他，最近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完成一份备忘录，希望能唤起法兰西的高层对机械化部队的重视，现在我把初稿发给您一份，如果您能在紧张的训练间隙抽空为我提供一些建议，我将感激不尽。”

“你认为应当为每个摩托化步兵营增加额外两门高射炮，这当然对提升部队防空能力有效果，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因为即使这个数字再翻一倍也并不能保证部队免收空袭的威胁。其原因在于防空炮的防空效率低得惊人，我的支援连长只能保证指挥两门高射炮驱逐（而非击落）一架敌机。

“即使将此前配置到团的防空火力配置到营，也那难以有效遏制德军空袭。更何况集中使用的防空炮必然比分散到各处的更为有效，前者至少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密集的防空网，而后者既难以为步兵部队提供防空，也不能有效毁伤敌机。

“在加强防空火力极端重要和防空炮生产相对不足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有必要集中使用防空炮，因而我们建议利用有限的军备生产能力为每一个摩托化团补充一个完整的高射炮连（当前我军摩托化团纸面上有一个装备13门25mm高射炮的防空炮连，但实际值拥有一半装备），同时为师属炮兵部队额外加强一个高射炮营。在生产能力尚不充足的情况下暂缓扩编各营的高射炮，因为各类步兵营通常不存在难以隐蔽、需要高射炮戍卫的武器。

“我在雷诺的家中遇到了前总理勃鲁姆。坦诚而言，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战争中的表现令我感到失望，他对战争的看法也非常庸俗，和巴黎街头巷尾议论的毫无区别。

在沙勒维尔车站偶遇之后，德内尔便一直与戴高乐保持着联系，圣诞节也互相祝贺过，他甚至还收到了戴高乐寄出的圣诞礼物：正是那本他自称“几乎没人问我要过”的《法兰西和她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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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在麻木和躁动中度过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苏联对中立国芬兰的入侵本已激起法国朝野对该国的反感，红军在曼纳海姆防线上的尴尬表现更令议员们蠢蠢欲动。

人可以欺骗自己，或许能暂时欺骗别人，但不可能欺骗现实。

法兰西的政府在面对此种现状时的表现与以往无甚区别，那就是毫无作为，或者说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有所作为：达拉第总理除了要和自己的财政部长保罗·雷诺争权夺利以外，还要面对他那野心勃勃的情妇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永无休止的纠缠。

但这还不是全部，海陆空三军的最高统帅们面对战争的麻木令总理无数次血压飙升。除此之外，政府已经有确切消息证明，有一股反对分子正试图联络尚未从西班牙返回法国的贝当元帅以推翻现任政府，其中的核心人物正是前总理赖伐尔。

“你在备忘录中肯定了摩托化部队的应急作用，同时强烈建议学习德国将运输卡车直接配属给摩托化部队，对此我们是极为赞同的。尽管有些人会说那是龙骑兵部队的职责，但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我国所拥有的龙骑兵师的数量大为不足。

“除此之外，你还建议加强摩托化部队和龙骑兵部队的防空力量，对此我们也极为赞同，但就你文章中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存在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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